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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巅野炊的博客

野炊山颠,痛饮林下,孩子们的欢笑合着野鸡的鸣叫惊断我石上午觉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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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,只是在体制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是相当困难的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庐山中。而一旦跳到山门外,便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境地。孙中山、毛泽东不同于维新派,他们在旧体制外找到了救国的道路,打破旧世界,建立新中国。邓小平也是在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外,找到了富民、富国的道路。相反的例子:始于2007年底的山东省素质教育改革,遇到了强大的阻力,面临反弹的困境。因此,在现有体制外寻找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,就成为了我和伙伴们思考和实践的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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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宁:中国会出现一批自己的“亨廷顿”  

2014-09-01 11:13:10|  分类: 时代大势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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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宁:中国会出现一批自己的“亨廷顿”

  美国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,亨廷顿研究的学问主要围绕美国如何统治世界,被视为是“帝国人才”。培养这类学者的机构当时主要有两个:一个是中央情报局,一个是五角大楼。

  因为美国的目标是统治世界,需要了解世界,出于这个目的,美国政府支持了很多学者,包括对中国有研究的学者。这些学者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同时,又在理论上做了一些梳理,对此后的世界局势发展做出了当年的判断。也就是说,亨廷顿这样的人的出现,是跟国家的崛起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。

  我认为中国完全应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物,最后能否达到亨廷顿那样的高度并不重要。就政治学而言,今天中国政治学要比肩世界,不是一个很高的标准,而是起码的要求。今天中国也在崛起,我们现在要致力于世界政治的研究,这正是当年亨廷顿做的工作。


  也就是说,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了这种需要,就像当年美国一样,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,这个了解是建立在中国人自己的观察与研究基础上的。过去30年里,我们经历了工业化,沿海地区到了工业化中后期,中国需要依据自己的经验再次审视世界,中国也需根据自己的认识进一步探寻世界的规律。(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)

  汪晖:重大学术发现有赖于长期的学术积累

  能不能出亨廷顿,这并不是一个中国问题。提这个问题就是在问,中国能否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。

  中国近现代出了许多伟大的人物,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人物并不多。西方学术界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有全球影响的人,一个是世界格局造成的,此外也有赖于他们的学术传统和积累。欧美近代学术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,我们也一直在学习。但反过来想一想,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,中国关于自己的研究都被美国的中国研究“接管”了呢?我们自己的学术传统相应地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发展。

  伴随着大规模的翻译和学科化,西方许多中国研究的著作大家都很熟悉。如何分析这些著作的成败得失,这里暂且不论。现代西方学术在分工严密的基础上形成,这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许多做综合性研究的学者影响很大,但他们之所以能产生较为全局性的影响,是依赖于整个学术界的强大基础。

  因此,对于年轻人来说,抱负是重要的,但也不要太急于求成。不必急着去想要成为多么知名的学者,而应该重视基础工作和普遍积累,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来的才是最终呈现给中国和世界的东西,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水涨船高。我们为什么关心教育,关心大学的科研体制?因为它输送的是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的专门人才,在传承创新的基础上,才能形成突破性的成果。(作者是清华大学教授)

  王帆:既要有家国情怀,也要有全球视野

  讨论中国如何培养自己的“思想家”很有必要。因为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要跟别国比思想,比未来的设想、创意。我们物质有很大发展,在思想精神层面需要大量独造性的工作。中国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思想文明,也必然会伴随着中国的复兴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思想文化。

  中国现在正形成我们的大国战略,现在不是我们走向世界的问题,而是我们已走到世界的中心,你不想有大国战略也不可能。大国战略的形成和发展,还需一大批能产生国际影响的思想家、战略家,还需要做艰苦的基础性工作。

  从国际关系的理论角度来说,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受到系统规范的训练,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经历了学习积累的阶段,已经进入到借鉴和自我发展的阶段,这个阶段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思想、中国学派的成长壮大。

  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看,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立足中国观察世界。但未来我们还需要全球视野,从关注人类命运的角度来思考视察问题,以人类命运为已任,既有家国情怀,也有全球视野。(作者是外交学院副院长)

  刘宁:感受力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

  要成就有世界影响力的学者,学者的青年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。通常一个学者越老,学问就会做得越好。但这个学者的学问能做到什么程度,其实30岁时大概就已看得出来。

  学术追求一种普遍性,学者要实现学术的普遍性,首先需要有一种感受力的普遍性,就是觉得他的个人经验和人生体会是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的。一个学者年轻时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,但他首先要有感知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能力。

  现在学术专业化发展越来越强,很多年轻学者在技术和专业训练上越来越好,可感受力弱了。而学术创新应是来自于学者真正提出独创性的想法,提出他基于对国家、民族和世界有真切感受的问题。

  在这点上,我们的年轻学者现在好像有些忽视。虽然一些论文看上去无懈可击,技术方面都很好,可就是觉得差了点东西。要想培养中国的“亨廷顿”,我们的学者还是需要永葆学术上的青春。▲(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)(本文节选自第二届“希望英才”青年学者培养计划颁奖会上部分嘉宾的发言,会议由环球时报公益基金会主办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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